太阳照样升起

原胡耀邦政治秘书刘崇文：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shenyinru — Thu, 11 March 2010 16:22:14 +0800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 2010年第3期作者：刘崇文

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我告诉耀邦同志，有件事对我们这代人启迪和影响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国相继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在当时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人们惶恐不安，担心中国的天会塌下来。结果，不仅天没塌，相反在毛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崭新时期。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代胜过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根据我的经历、感受、了解和观察，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总觉得年轻人(实际很多人都不年轻了)不成熟，怕他们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地位又使人留恋难舍。耀邦同志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探索前进的，你总不能只许前人犯错误，不许后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这里，我想起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那是耀邦同志亲自指导起草的。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耀邦同志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不同意给那么多。耀邦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总之，耀邦同志不遗余力推进废除终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来后“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为了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1987年春节，也就是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文怀沙教授突然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后来德平(耀邦的长子)去拜访了文怀沙，才知道这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文怀沙对德平说：一叶知秋。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钟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钟书，认为他学识渊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李锐送给耀邦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书的扉页题写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诗句。耀邦认为李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兼任毛泽东秘书时敢于当面直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尖锐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后写出并出版了《庐山会议纪实》；他还写了《论三峡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耀邦后来写诗赠他：“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狂歌妖雾扫，拨乱尽同俦。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调反三峡坝，言诤九派流。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耀邦下台以后，中央办公厅突然给他送来一幅刘海粟的画，原来是刘海粟专门为耀邦画的，而且早就画好了，交给中办转交，在中办压了将近半年。耀邦说：我和刘海粟没打过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访问欧洲四国时，在法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和他见过一面。他那时也正在法国，人家也邀请他参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估计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访问欧洲四国的讲话，我修改了十遍，那个反应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从来对自己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构思、亲自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词，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绝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或讲话，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又要有生动的语言文字。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

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耀邦同志告诉我，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乔木看了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耀邦说，他写东西，是先有个总体设想，然后一段一段构思，想好一段写一段，最后总括而成。有时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来又写。他还说：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他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

耀邦下台后，邓力群多次提出要编辑出版耀邦的文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事业上，他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邓力群自认是胡耀邦的反对派，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对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和钦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界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首先当然是由于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独特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和福泽。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洁、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人们反对独断专行、弄权枉法、贪污腐败，期盼政治民主、社会宽松、官场清明，把真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希望，寄托到胡耀邦的身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危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压抑后，在经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觉醒和迸发出来的强烈心愿。这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切希望，对党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贵信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党内党外，人们对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表示不平和同情。毕竟世界已站到21世纪的大门口，时代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1988年9月，耀邦写了一首《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的诗，共六句。

辇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衰翁。

胡绩伟是在耀邦逝世后才看到这首诗的。他说：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两句诗，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训。

这里，我步这首诗的韵，写了一首和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世事无常若转蓬，劬劳心瘁两袖空；

但求人间皆乐土，岂顾身后影无踪；

生杀予夺决一人，民望饥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领袖。

2009年10月于北京

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

shenyinru — Mon, 08 March 2010 17:12:20 +0800

　　2010年3月5日是遇罗克遇难40周年祭日。遇罗克无疑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勇敢，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遇罗克当年被处决的“处决令”是由谁签署的（这里指的是在相关机构相关人员的处决报告上最后签字批准的人），多年来一直有不同说法。去年，笔者终于从一位收藏者那里得到一份有关遇罗克等人被处决的原始文本，得以对此作些探索，并就教于海内外。

　　关于遇罗克被处决的不同说法

　　遇罗克事件被报刊披露后，关于遇罗克的被处决，最早是笼统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一语带过。或者说，明知事实不是如此，但在表述时，作些省略，让人读来仍好像是处决命令是“四人帮”或同党下达的。

　　金春明等人1980年代末期编著出版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中的“《出身论》事件”条目中，谈及遇罗克被处决是如此说的：

　　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作者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1980年平反昭雪。（《“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157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

　　这种表述读来给人的印象，似乎遇罗克是因戚本禹的表态而遭处决的。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是隐去了真相，有混淆视听之嫌。

　　后来，渐有不同说法。发表《出身论》与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牟志京称：“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然后笔锋一转，直接谈及遇罗克的处决：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15年到死刑的突变的。（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3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牟志京这里写得曲折隐晦，没有直接写明是谁作出的处决决定，自有其不便写明的苦衷。仔细分析这段话，导致遇罗克被处决，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 “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二是“重要人士受托办理”。这“高层人物”指谁？这“重要人士”又指谁？似乎谜一样费猜。不过，只要认真一分析，还是容易找到答案。笔者以为，牟志京前者影指的是周恩来，后者影指的是谢富治或吴德。因为当时身居高层有决策权，“文革”后报刊及公众又不便直接指名责难的，只有周恩来（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此时已是千人骂、万人批的角色，若真是在遇罗克处决上作过指示，早就直接指名，而且会为之记上一笔罪证。）谢富治、吴德都是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受托办理”，也是情理之中。

　　再以后，笔者看到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胡平的说法。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胡平：“评《晚年周恩来》”）。

　　在读到笔者此文的初稿后，胡平又传来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的要杀。”“除了周，大概没别人。遇罗克和当时同被枪决的人不同，他当时影响很大，估计他的案子是中央的定的，不可能只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人定的。”这个说法，也与牟志京“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的说法相吻合。

　　不过，笔者经研究认为，遇罗克实际上起码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这就存在第一次处决令是谁，第二次处决令（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又是谁的问题。

　　遇罗克其实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

　　遇罗克被处决于1970年3月5日，导致他被处决的，是“北京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哥哥遇罗克》文章开头引录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的那份《再审判决书》中提到过这份“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 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份材料提到，遇罗克“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按其所说，遇罗克早在1968年1月已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下达了“处决令”。不过，笔者以为，这个时间存疑。因为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才被捕的。遇罗锦文章中说：“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而且他们后来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抄录的审讯遇罗克的笔录问答，最早的“预审”记录也是1月5日。1月5日被捕，当月（也就是说在10多20天时间之内）即判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判死刑，似乎时间太短，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1968年遇罗克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确实无疑的。徐晓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写的《编前的话》中也披露：

　　1995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 “5·16”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1970年3月5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 1970年3月这次“处决令”的答案。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 1970年1月9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20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20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O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O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20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20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

　　20人的身份和“罪行”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以下各“罪行”、“罪名”的表述，均来自原件。）：

　　1、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2、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3、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4、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5、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7、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8、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7的同一案件）；

　　9、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0、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8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12、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9的同一案件）；

　　13、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4、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5、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9、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20、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这20人，17男，3女，从年龄看，50－60岁有3人，30－40岁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

　　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其中元令秀、孙义、王步云、张长利等4人其实应当算做刑事犯，元、孙两人实为一个盗窃团伙的首犯及主犯，材料上注明的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6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3万余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至于说其盗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甚觉荒唐。王、张两人，则是杀人犯，前者1966年7月用菜刀砍孙某20余刀，“重残一人”；后者1968年1月用铁棍致死1人。至于说两人伤人杀人均带“阶级报复”性质，称其“反革命犯”也相当勉强。

　　20人中，排名第一的杨淑辰，从提供的材料看，“罪行”很严重，带有“间谍罪”性质，“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仅1967年3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4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不过笔者却认为，杨“出卖”给外国驻使馆人员的“情报”，很可能是当年于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传单、小报等资料。因为以杨某那种身份，一个地处北京郊县毫无背景地位的普通中年妇女，短短一月之内（1967年3月）就能获得并提供“数百份”“机密情报”，根本无可能。哪怕是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间谍、情报高手也做不到。当时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及海外媒体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上收集文革小报、传单等材料。杨因此致祸，极有可能。

　　真正与“间谍罪”挨得上边的，是排名第6位52岁的王宗海，该材料称，1960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1人”（不过，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待考）。

　　另外，唐志强、宋惠民、邓振铎三人均被定为“叛国罪”。宋、邓二人是已成功偷越出境，后被引渡回国。25岁的北京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国强，是1967年7月20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名单上排名第7的刘镇江、于江林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罪行”是1966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其余包托遇罗克在内的9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位38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显然是这批人中难得的一位知识女性。从材料上看，仅仅因为“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就被处以极刑。这位马正秀的情况，与遇罗克极为相似。可惜“文革”后从未见过这位 “文革思想者”的相关平反及经历事迹文字披露，实为可惜。（附记：何蜀读到本文稿，给笔者发来关于马正秀的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文中的记述。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19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共和国时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艾芜帮其在北京找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该出版社后，赵从4楼跳下自杀身亡。其妻子马正秀已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 “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赵自杀时，马正在狱中，工宣队进驻，赵深觉大祸临门，所以自杀而亡。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

　　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

　　遇罗克在这份“名单”上排列第13位，从案件序号来说，列为第10位。个人及家庭相关背景材料以及当局为之强加的“罪行”，全文抄录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分析这段文字，除了强调遇罗克本来就“出身反动”（“资本家出身”、“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这种所谓“阶级根源”外，当局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由4个部份构成：其一，1963年以来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及“反动言论”；其二，“文革”中以《出身论》为代表的10余篇“反动文章”；其三，网罗“反坏分子4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即“手榴弹事件”）；其四，“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不过，最关键的是第三、四部份，即：“《出身论》事件”及“手榴弹事件”。这也证实了一直以来坊间（包括遇罗克亲友）关于遇罗克遇难起于《出身论》，死于“手榴弹事件”的传言。而“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也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遇罗克被执行处决前后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公布的这份拟处决者名单是20人，不过，同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执行枪决的，却只有19人（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370页）。至于其中哪一位被“刀下留人”，侥幸逃生（当然也有可能在以后年月被处决），要通过与那份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或当年张贴于街头的《布告》一一核对，才能获知。可惜手中无这类资料可作核对，其背后原因更是一无所知。

　　不过，遇罗克与名单上的另外18人，于3月5日一起被处决，其被列入处决名单时，却不是与这批人同在。

　　这有曾为遇罗克狱友的张郎郎文章为证。张郎郎在那篇《我和遇罗克在狱中》文章中回忆道：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举手投足，全 “哗哗”地响。我们趟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张朗朗：《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5页)。

　　曾经与遇罗克在一个狱室相处甚久的张郎郎，一下子就听出这是遇罗克的声音，也当即领悟到聪明而机智的遇罗克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新来者” 明白眼下处境的危险（“上一批的几十人都去见马克思了”，意即已遭处决），以及暗示可以采用的暂时逃脱死刑的绝妙方式（“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以说，遇罗克正是以这种巧妙方法与当局周旋着。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那份《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处决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可见，这次拟订处决名单之前，已召开过类似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过一批被认为的“反革命分子”。这份《通知》发于1970年1月9日，张郎郎在“死刑号”中偶遇遇罗克，是一个月之后2月9日的事。“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遇罗克语）。说明遇罗克在此前曾经进入“上一批”的处决名单，仅仅是因他提出“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才得以暂时“刀下留人”，未被处决。至于是不是牟志京提到的交待 “5·16”问题那次，尚无法证实。因为从1968年到1970年近两年时间，一个已经下达只等待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可能仅仅为一个“5·16”问题拖得这样久。所以说笔者认为遇罗克自己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说不定是指其间的另一次处决情形，也即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通知》中提及的前一次“公审大会”被处决者。

　　2月9日深夜被从其他监狱或囚室与张朗朗一起转到被称为“死刑号”的北京看守所“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的这一批未决犯，很可能绝大多数就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提交的20人处决者名单上的那些人。张郎郎不在这份令人心颤的名单上，真是万幸。也才得以给后世留下那些关于狱中的遇罗克被处决前后种种情形的珍贵记录。

　　不过，遇罗克2月9日夜间在说这些话时，他并不知道一个月之前的1月9日，他的名字已再次上了这份可怕的“处决者名单”。

　　这次，奇迹没能发生，当局没被他“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所惑。张郎郎沉痛回忆道：“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提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6 页）

　　张朗朗这里所说的与遇罗克“一起被拉走”的“许多人”，显然正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提交的20人处决者名单上除遇罗克之外的其他18人。

　　遇罗克死于“一打三反”运动

　　笔者认为，这次遇罗克用“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的老法子，没能再次“延缓屠刀落下的速度”（张朗朗语），除当局不愿再次“上当”的因素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已在全中国大规模展开。

　　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大陆内多数“文革”专着，如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大革命”十年史》、金春明《“文革大革命”史稿》等均未论及，甚至连提也未提。其他“文革”著述中论及或提及者也极少。可见，这个课题尚未引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包括海外学者）。笔者以为，这场持续时间不长（不到一年）的运动，不仅危害极大，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其开了如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思想罪”就不仅让人失去自由，而且失去生命的先例（此前虽有但比较少）。不仅“文革”中一大批思想者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而“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期，如吉林的史云峰、上海的王申酉等著名思想者，也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的遗毒。因为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的那个《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多年来一直成了各地逮捕和处决“反革命”的依据。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国内有些资料性辞书类书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以及金春明、黄裕冲等人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等有所记载和披露。这里，仅录上述《国史大辞典》中的“一打三反运动”条目：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这3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 “一打三反”运动。同年8月，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一运动逐渐停止。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但是当时全国处在混乱状况中，没有法制，办案依靠“公安六条”，加上派性严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志新所谓“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7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从这个“条目”可获知，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统称。其依据是中共中央1 月至2月连续发出的3个文件。不过，从当年的实际动作和“运动成果”来看，所谓“三反”不过是陪衬，或者说虚晃一枪，“一打”才是问题核心，是真正要义。各地雷厉风行，不遗余力开展执行的，乃是“一打”——“打击反革命”。因为“一打”显然是政治问题，是各级掌权者执法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三反”乃经济问题，似乎无关大局。所以，到后来，“一打三反”运动直接演变成“一打运动”。从以上条目也可看出，统计出的运动成果，是“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

　　关于中共中央1970年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具体内容，该《国史大辞典》的相关条目中亦有介绍。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①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②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④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⑤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⑥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指示》下发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次运动中有一些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67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而中共中央发出该《指示》的背景，在金春明等人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的“一打三反”条目中有所交代。“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看来，当年中央决策者之所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打反”，是为应付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似乎认为战争（尤其与苏联的战争）在即，为了不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帝修反的别动队”（换句话说，为敌人当“内应”），有必要于国内先来个严厉打击镇压，以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当年大规模“打反”的大背景和动因。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月9日那份《通知》中也着重提及这个背景：“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中共中央这个《指示》一下，各地立即以搞政治运动的态式，展开了大逮捕大处决的浪潮（其中亦包括早已被捕入狱且被定刑后又临时加重判决改为死刑者）。

　　处决权在省、市革委会主任手里

　　从1962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好转，到“文革”前，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比较难得的一段好时光。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相对安定，从1963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各地捕人及杀人数，都呈逐年降低趋势。以山东为例，从有统计数字的1953年到1990年近40年中，山东全省“改犯数”（即当年被捕判刑在监者），以1958年为最高，达55206人，1966年最低，为2436人。至于“反革命案件”，数据如下：“1958年，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 48894件，给予刑事处分48330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889名，无期徒刑917名，管制23590名，徒刑21205名。”而到“文革”发动 1966那年，则大幅降低，“1966年审结的1350件反革命案件中，历史反革命占32%，反革命倒算占13%，打击报复占12%，会道门占 9.8%。” （《山东省志·司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399，400页，第759页） 1958年山东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 48894件，到1966年全省仅审结1350件，不足20分之一。而且其中“历史反革命”占32%。

　　至于死刑判决，1960年代以来各地司法当局都掌控得比较严，尤其是中央将死刑核准权，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被真正执行死刑的，更是大幅减少。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1968年4月29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处决，应该是个特例）。“文革”初期1967年 2、3月间，一些地方，如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曾由军方主持，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反”，一些省抓了数万至10万以上的“反革命”。不过，那完全是针对造反派而为，几个月后又在中央干预下释放并全面平反。

　　真正针对“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而展开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行动，是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之后（此前一些省市如北京市已宣判过一批，大约是1969年10月中央发出战备令和城市疏散令之后）。

　　此时针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决权，已经从中央（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仅处决执行前后报中央备案而已。上文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第五项内容即专门对此作出规定：

　　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既然中央已将处决权下放到了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因此处决名单的拟定，以及最后处决令的签署，实际权力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手里。当时的运作程序一般是先由地方革委会下设的，代行各地公、检、法职权的“人民保卫组”或是地方公检法军管会拟定名单，交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或是“党的核心小组”讨论批准，最后由革委会主任签字定夺。

　　由此可以说，1970年3月5日，导致遇罗克遇难的“第二次处决令”，即对遇罗克等19人的处决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从职位上说，应该是由谢富治签署。因为此时谢富治的身份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且兼任着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无论全国，还是北京市，整个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变化，普遍的处决行动已然展开或即将全面展开，当局不会将遇罗克要不要处决的问题，再去找周恩来直接签署（若第一次“处决令”是周作出的，他已签署过一次了。）当然，笔者上文又提及吴德，是因为谢富治此时已癌症病重，是否是由吴德在代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职权。牟志京文章中称“重要人士受托办理”，很大程度是影指吴德。谢富治恶名昭著，其时已是可以点名指责者。

　　需要提及的是，当时除北京和上海市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几乎全部是军方将领（即当地驻军最高首长）。这有点同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相类似，主持大逮捕、大审判、大处决的都是军方负责人，搞得特别“左”，特别过火。

　　“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的指示下发后，北京市首先作出了表率，一场声势空前，深挖细查“反革命”（尤其是所谓“现行反革命”）的运动，即在全国迅猛展开。从1970年2、3月开始，到当年年底这半年多时间里，“一打三反”是各省、市、自治区工作重点，大清查、大逮捕、大处决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抓“反革命”，挖掘“反革命集团”成风（不知是否像过去搞政治运动一样下指标），尤其一些县、市，怕落后了，没有“反革命”也要生拉活扯挖出“反革命”来，且动辄整成“反革命集团”，牵连十数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笔者收集有当年家乡某区“一打三反”中一个案件的整套原始材料。几个年轻人（本是好朋友），平时爱聚一聚，讲点闲话，听听半导体收音机，偶尔放唱片听音乐。运动一来，其中一人被人举报“收听敌台”，即成对象，被请进“学习班”（实为隔离），并成立专案组办案。随着“深入”，案情越闹越大，成全区重点之一，涉案者如“滚雪球”一般，卷进数十人之多，不仅朋友，连朋友的朋友亦未能免。仅仅因为传看过一本书，参加朋友婚礼时听过一次唱片（那时的婚礼极简单，就是吃吃糖果，借个电唱机放唱片，添点气氛，而且是公开发行的“红色唱片”），也成 “集团成员”。仅仅为之修理过一次收音机，也被打成“集团”的“黑技师”。这种“打反”，真是冤狱遍地，荒谬绝伦。

　　直到当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船，毛泽东要趁机收拾林彪集团，于10月开始搞“批陈整风”，全党全国政治斗争目标和内容陡然转移，“一打三反”的势头才逐渐减弱，至直完全停止。否则，弄出来的冤案更多，对国人的危害更大。这场不到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前面提到的《国史大辞典》给出的数据是，“1970年2月至10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人”。笔者手中无更确实材料，不能说这是一个缩了水的数字，但起码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因为还有比这大几倍甚至10倍以上的对象是没被正式逮捕，却是以拘留，或是以“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名义被“打击”的“反革命疑犯”。被正式处决者，过去看到一个材料，说是2万多人。曾经有说法，说以往“镇反”，中央给各地下达的处决数，不能低于捕人数的十分之一。按28 万捕人数计，其十分之一，在2－3万人之间（笔者估计，其中起码有一万人是遇罗克、张志新、马正秀这样纯粹的“文革思想者”），倒是符合这个比例。

　　最后一点，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按谁的指示发动起来的？笔者也算研究“文革”，从“文革”最初发端到终结，其一系列重大举措和转折，如“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建革命委员会”、“清队”、清查“五·一六”、“上山下乡”、“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林批孔”、“批《水浒》”，一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毛泽东本人都有过指示，人们可以从毛泽东指示或讲话中找到依据。唯独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毛泽东“文革”讲话、文稿中却寻不到半点依据。

　　“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本文链接：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文章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始末（转自《潜入深海》别册）

shenyinru — Tue, 16 February 2010 20:02:58 +0800

《南都周刊》主笔沈亚川先生一共给我的新书《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写了两篇大作，一篇是关于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通过了审查，顺利收入书中；另一篇《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始末》，原名《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系2004年撰写的一篇帖子。

关于此文，他在博客中如是说，“2008年，应张志安要求，在补充走访部分当事人后，我增加和订正了部分内容，删去了少许情绪化与个人化语言（惭愧，刚看到嫖抱一兄评价说这个修订本就像从罗京嘴里念出来的一样……），但遗憾这个修订版本最终还是未能收入该书出版。今日特公布在本博，纪念那段时光，那份报纸，那些鸟人们。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为可理解的原因，本版本有不到一百字做了技术处理。”

[一]掘坟

2003年3月10日是周一，也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旗下《21世纪环球报道》的正常出版时间，该报实际发行上摊时间本应是两天前的周六早晨，但这期报纸推迟了一天出版，延至周日才出来。

这是环球报道创刊9个月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其发行依托母报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全国发行平台，罕有纰漏。这个似乎不详的信号，让这一天的上海记者站周一评报会上气氛凝重，大家都有点心事重重。

报社执行主编连清川（现《时代周报》编委）当天即在西祠胡同的内部BBS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无须惊慌，并解释推迟的原因是《南方周末》的24版朱榕基特刊刚刚出来，集团需要时间等待反弹并观测风向。

这种凝重的气氛，是因为上一期3月3日出版的环球报道第20和21版，登出了一篇名为《本报专访毛泽东秘书李锐：我的建议，老中青普遍赞成》的稿子。在上一周的评报会上，北京站的记者们为这篇稿子大声喝彩，依稀记得原话是：

“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道。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大动力。”

上海站负责人金仲伟（现《东方早报》副总编）说，这期报纸出来后，和他住在一个小区里的朱学勤先生连夜来敲门

《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黄钟兄打电话来说，不要太张狂了，估计他们现在是忙着权力分配，无暇顾及你们而已。两会一结束，马上就要打屁股了。

但恰在此时，环球报道一个已经操作了半个月的采编规划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就是赶在两会结束时推出一期18版号外，计划给正式以党政职务在两会后亮相的9大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各做2个整版，介绍其生平经历、个性才华和施政风格。早在春节前，这个严格保密之中的号外就已将采编任务分解到了京沪穗三地的每个编辑记者手里。

上海站记者沈亚川领到的任务，是追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在沪的经历。即便在这种怪异的气氛中，沈还得按照既定方针办，去上海市委组织部寻找可能的采访对象。
1986年，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曾庆红，一手创办了全国组织人事系统第一家报纸《组织人事信息报》，以倡导改革领当时全国风气之先。参与创办的老人们虽然已经风流云散，沈找到该报的一位老人，并到上海图书馆把几大本纸张发黄的《组织人事信息报》合订本尽数借回家。

在嘈杂的车上，沈突然接到广州编辑龚维松的电话：报道计划暂停，先不写稿。与此同时，同样奔忙在上海采访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黄菊在沪经历的上海站记者罗荣（现《中欧商业评论》高级记者），采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吴邦国的上海站见习记者周浩（现《东方早报》记者），在贵州采访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总书记在黔经历的广州记者李武（现北京某媒体任职），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本文开篇提到的这期迟到了一天的报纸，由是成为绝版。温习这期绝版报纸的封面，主要文章头版导读目录如下：

“三农问题本质是农村政改滞后”

“民主党派参政已入佳境”

“浏阳，一个城市的政改故事”

“国务院部委29个减为28个”

“中国酝酿文科院士”

“朝鲜威胁美国，小心世界大战”

光看文章标题，就可得出这份报纸鲜明的时政主打色彩，而且是国内比例已远超国际。

此时距第二次海湾战争开战不过十来天，这一期的社论，名为《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利益何在》，封面故事则是9个版的《中国提高伊拉克战争危机戒备》、《中国在伊石油利益调查》等。强调国际视野中国视角的定位，也是昭然于外。

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本期报纸头版头条导读的大标题：《3月17日:和平最后期限》。大标题之下，是巴格达卡迪西亚广场上的两把巨剑。现在看来，这期成为绝版的报纸封面仿佛是个暗喻——这也恰是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后期限，悬在这份报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3天后终于掉下来了。

这一天是2003年3月13日，21世纪环球报道主编李戎回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总编杨兴锋、分管社委江艺平三位领导亲自来到报社办公室，向报社领导层宣布21世纪环球报道暂时停刊。

“你们这样搞，是要把人家的祖坟刨出来。他能不要你的命？”在停刊后的学习总结会上，金仲伟总结道。金是新民晚报夜班编辑出身，时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站站长，历来老成持重。

[二]发飙

　　
　　
屈指算来，这个时间正好赶上两会结束。黄钟一语成谶，监管部门的动作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快。　　

　上海站这时刚刚从汉口路300号23楼《21世纪经济报道》的办公室搬出来，到21楼和《南方周末》为邻，第一次有了自己明亮整洁的办公室。

　　在这个据说比总部和北京站都要阔气的办公室里，仅仅出了一期报纸。随后便是每周要求进行的政治学习和业务讨论，高速运转的采访编辑出报车轮突然停了下来，大家都有点不适应，于是隔三差五的成为冯小刚笔下的成功人士——每天睡到自然醒。但在半年前，上海站10余人拉拉杂杂的从各个旮旯拥到汉口路300号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危险随时会降临。

“2002年三月的某一天，南方报业集团旗下21报系发行人沈颢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他想要做一张以国际新闻为主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意见。”停刊一年以后，连清川在一篇帖子里回忆创办这份报纸时的经历，他用“我心狂喜”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连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对国际新闻情有独钟，“整个三月，我像疯了一样，躲着所有人甚至是我的爱人，没日没夜地撰写策划案。我参考所有能够找到的杂志和报纸。我想做中国最好最先进的报纸，这个念头折磨得我无从安生，却让我快乐得每日都想歌唱。”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李戎，被沈灏任命为报社主编，连清川和黄爱东（黄爱东西）为报社副主编，分别兼任旗下新新闻周刊（对外直接以21世纪环球报道名义）和明星周刊的执行主编。时任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编辑的陆晖（现网易华南市场总经理）、龚维松（现任职上海证券报）、李小鸣（现凤凰网言论中心总监）等成为连清川以下的报社中层架构。

21世纪环球报道新新闻周刊和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分开出版，分别攻占国际新闻和娱乐新闻的市场，后者更是以橙色新闻纸的形态和前者区分。在刊号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种一个刊号两份报纸的操作方式，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政策擦边球。环球报道停刊3年后，同样是南方报业旗下的南都周刊也曾仿效这种一刊两报的方式，继续打这种政策擦边球。

2002年5月31日，这份刊号为CN44-0005的周报正式创刊，连清川回忆彼时的心情：“传说中的理想，在5月31日呱呱坠地。虽然它还不是那么完美，可是我已经看见它的形体了。当我看到那些有经验的没经验的脸孔在南方日报六楼那个破旧、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到处延伸的办公室里闪烁着光芒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四个月后的914南京汤山投毒案，《21世纪环球报道》是唯一赶在新闻封锁前做出四个整版的媒体，大字标题《警戒汤山》触目惊心。让北京站记者赵静（笔名安替，后获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极为得意的是，美联社曾报道南京市民争睹《21世纪环球报道》的场面，并拍摄下大幅照片。连清川后来评价，正是这次报道使《21世纪环球报道》一炮打响，发行量和影响大幅上升。

　　如果说汤山中毒案的报道还有偶然性的因素（正好在报社实习的南京大学新闻系小金在封锁前赶到了汤山现场，正好周末出报避开了周一的新闻封锁令），那么后来的赵静等采写的16大、朝鲜拟开辟新义州特区等相关报道就更让人目瞪口呆了。

　　上海读者陈刚回忆当时看到北京站记者段宇宏（现凤凰周刊记者）采写的《亚洲英雄为何令政府部门紧张》，感觉不可思议：这种被有关部门羁押逾月刚刚放出来，被外刊和前前总书记并称为“亚洲英雄”的敏感人物，也能公开见报？

　　到2003年元旦后春节前这段时间，创刊时《21世纪环球报道》奉行的国际新闻理念其实已经悄然引退，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削尖脑袋做时政新闻，做最猛最快最牛比的时政新闻。一时之间，到亚洲周刊、大参考甚至博讯上找选题，竟成为不少记者的选择。停刊一年后，连清川曾用如下一段话来描述此时的情绪。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已经不是2002年三月时候的计划了，我们的十六大，我们的新义州，我们更早的汤山，已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空间，我们有更加尖锐的理想了。我们的对手，像段宇宏说的那样，只剩下诅咒的份了。”

此时，报纸理念调整为“记录世界时事风云，见证中国政治文明”。记录世界风云是幌子，见证政治文明才是目的，16大报告里提到的“政治文明”一词遂成为《21世纪环球报道》的新闻鸦片。一个例证是，2003年春节后的报纸封面，也已悄悄印上了一个 “见证中国政治文明”的LOGO，红底白字，煞是醒目。

事实上，那一年的春节，对连清川来说也是最不安生的春节。“整个假期，我都在写关于管理的规范。记者的考评规则，编辑的考评规则，风险的防范机制，选题的操作规范。如果我的确是崇洋媚外的话，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规则，这是中国最缺少的东西，况且，我已经烦透了每个星期计算工资的程序。”

停刊一年后，连清川不无沉痛的回忆，“我们这个时候是很快乐的，因为有伊拉克，有两会在等着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头上的乌云正在收拢，等待着一场暴风雨。我们期待的更大的快乐，却给了我们最沉痛的一次哭泣。”

这个团队已然高度发飙，一直在闯红灯，一直在超速驾驶，一直在禁鸣路段鸣笛不已——没有人意识到，其实这些早就被一一记录在案，新闻警察早已经在监视器前冷笑不已了。
　　

[三] 奸尸

《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实际上大家的心情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般惊惶，开始从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都在或明或暗的表示，停刊只是暂时，大家需随时做好复刊的准备。SARS一役首仗虽然已经错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4月20日后北京政局的风云突变），两会一役虽然匆匆收尾，但海湾战云密布，美伊战争一触即发，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编辑部的同人们还在反复演练打起来的时候如何出号外甚至办日报。北京站记者赵静和上海站记者姜峭峰（现文新报业集团《私家地理》主编助理）早已经盘踞在伊拉克驻华使馆门口，绞尽脑汁弄签证了。

但这次环球报道的战地记者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盘桓在约旦正向巴格达进发的赵静，身份一日三变，开始是《21世纪环球报道》战地记者，随即接到指令，身份转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得再提《21世纪环球报道》，再随后发稿只能署名《舰船知识》特约记者。在底格底斯河畔和阿拉伯兄弟晒了几天太阳，在关天茶社和锐思评论发了几篇帖子的他，最后只好无比悲愤的转途香港打道回国。

和赵静比起来，整日在中国驻科威特使馆门口呆坐，欣赏民工闹哄哄示威要工钱的姜峭峰就更不走运了。姜系北大法律硕士出身，舍弃外交部国际司的大好前程来到环球，此番前行，本来被上海站的兄弟们寄予厚望，希望他借机从集团内部搜括到诸如IBM笔记本、海事卫星电话、600万像素以上的长焦距相机等重型装备，好好武装一下上海站。

“好不容易在北京站搜括到了一个300万像素的佳能家用相机，那么短那么小的一个家伙，在科威特联军新闻中心全球记者林立的长枪巨炮中，我都不好意思掏出来，光新华社的同人们就该笑翻了。”姜回忆起此事至今悻悻不已。

甚至盘缠都不够，自己找朋友借了几千美元才登上飞机的姜，也在弹尽粮绝之际回到上海。
事后想起来，其实大陆媒体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比拼战地记者和一线报道的含金量，恐怕就始于此时。

终于炮声响了，但看来海湾战争也是势所必然的要错过了，看到兄弟媒体大做特做，平常不屑一顾的《环球时报》、《世界新闻报》、甚至《国际先驱导报》也在大版大版的做，大家心痒难熬，心疼不已。赵静扬言“恨不得去暗杀某人”，正是彼番心情的真实写照。
真真假假的消息无数：

传美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对《21世纪环球报道》被停刊表示深切关注；

又传VOA报道，最高层亲自过问《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事宜，将于5月复刊；

乃至两会结束，上海站记者在23楼会议室集体收看新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直播，看到了有人问起前前总书记，看到了新任总理滴水不漏的太极拳，内心里万分紧张，暗暗希望有外媒问起这个问题，看当局如何应答。

21报系广州总部发来传真，对驻沪编委刘晖和记者站站长金仲伟的工作做出安排，刘被抽调回广州总部担任刚刚组建的《21世纪环球报道》改版委员会主任。

沈灏又一次调整办报理念，“改版后《21世纪环球报道》的宗旨是分享全球智慧。” “我们要办的是一张有观点的新闻纸。”沈灏强调。

实际上还有半句，叫“洞见中国未来”，沈灏说，先不忙提，需相机行事。“政治文明”这个词汇，从此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语境中消失。

而此时报社采编团队还在为改版后规划中的48版大报争论不已，从宏观到技术，从文体风格到采写原则。关于报道基本面，对此前“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视点”原则继续遵从；在选题拓展上，沈灏强调需引入更多分析工具，如法学和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文体风格，是继续坚持此前环球报道一直秉持的零度情感原则，还是回归以南周为代表的故事体风格，一直是争议中。

3月下旬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悄然刊登了一小条启事：《21世纪环球报道》因改版暂时休刊。谁也没想到这个改版的等待，将是等待戈多。

4月下旬，萨斯肆虐的北京，局势大变。一直在致力于创办广东人文协会的宋先科联络连清川，发起了全民抗击萨斯公开信签名，21世纪环球报道部分同仁参与了签名。时任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的潘文专程南下广州采访此事，后此信的部分内容在该报刊出。

此次签名风波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被怀疑为导致环球复刊出现变数的原因之一，如此时尚在巴格达的赵静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新闻事件”。更激烈的怀疑，是认为连自己邀请潘文南下采访此事，以换取后来的出国机会。但连清川本人坚决否认上述说法。
是年五一长假后，南方报业集团网站上的《21世纪环球报道》电子版链接已经打不开了。五月上旬的复刊计划马上被证明只是一个美好预期，接下来计划马上调整为整理“国故”，准备将此前部分报道收录起来，大家再分头写作出书。书名暂定为《利益中国》，分政治卷、经济卷、文化卷（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98年那本著名的《政治中国》）。

这种宏大无比的领域，使得写作者基本上都可以在各自分包的一亩三分地里意淫一把，过过军委主席、国家发改委主任以及文化部长的干瘾。

进入7月，关于环球报道复刊的消息突然音信全无，此前悄悄流传的集团老总正在上层运作，集团和广东省委以及宣传监管部门的三方博弈等多多少少能给人以安慰的消息再也没有下文。

某天，在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楼的电梯里，一位兄弟报纸的同仁笑问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记者：“环球还没有复刊啊？你们还在那里奸尸吗？”

8月中旬，准备出国的连清川来沪和大家话别。事实上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报纸已然无望，著书都为稻梁谋，新闻民工也是要生计的。于是北上的北上，东征的东征，大家从痴痴的等待到陆陆续续的走人，汉口路300号21楼的办公室里渐次蒙上尘埃。那套《利益中国》的丛书，也始终没有下文。

是停还是复？停是如何停？复是几时复？是忍辱负重的苟活徐图将来还是慷慨激昂的烈士引刀一快？等待了半年多，最后的结果居然两者都不是：既不让你好死，也不让你赖活，就此不动声色的拖垮你，让你在希望中走入失望，从失望中坠入绝望，最后风流云散各奔西东。
一年后，赵静在一篇名为《21世纪环球报道，我们为你送葬》的帖子里如此描述这种没名没份的默杀：“21世纪环球报道，年龄9个月，死因不详，有人认为是被掐死，有人认为是自杀，有人认为是误闯中南海被卫兵击毙。死讯在几个月才隐约被证实。”

这有中国特色的默杀一幕，在2年后的冬天，在湖北知音集团创办的《新周报》，再次上演。

[四] 鞭尸

被人当作了奸尸犯，郁闷无比。

“奸尸？奸尸总比鞭尸好！”——一位同人在内部BBS上这样自我解嘲。

这份9个月内从零做到十万多份发行量的短命报纸，为什么如此迅疾的走到终点？

作为一份周报，21世纪环球报道一共出版了41期报纸。事后反思，一方面，大家公认环球报道最后肇祸，不应该仅仅是某一篇文章的完全责任，而是某种效应的累积。另一方面，对骆驼背上每根稻草的分析，也成为此后鞭尸过程中需要梳理的重要内容。

这41期报纸中，第40期应该是分量极重的一期。

其实仔细分析这一期报纸封面导读，竟是极具精神分裂的指征。头条主题是《中国在伊利益独家调查》，肩题是《俄美访华拉拢中国，海湾美军急欲开战》，猛一看像极了《环球时报》的商业民族主义面孔。

接下来的导读，又是一副为所欲为的纯正南方报业色彩，依次是:

“十六届二中全会定下名单，国家、政协领导人选通过已经无障碍”；

“政协的未来方向”；

“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专访”；

“挑战六千年文明，伊拉克文化专题”；

“北大清华连续爆炸”；

“共青团干部集体进入领导层”。

封面压题照片，是北大食堂爆炸现场。

这期报道内容，后来在坊间流传最广也被指为“罪魁祸首”的，是那篇《李锐专访》。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组报道署名前缀是本报特约记者。采写此稿的王永治（现腾讯网体育中心总监兼奥运新闻中心总编），当时刚从新华社总社主办的《体育快报》业务总监任上离职，尚未来得及跟环球报道正式签约。

王回忆，他其时正在日内瓦探亲，在多维网上看到李锐给中央常委写信的报道，回国后就报了这个选题。连清川回忆，王主动提出这个选题后，报社随即讨论同意并委派他本人去采访。

2003年2月20日下午，王如约采访了李1个半小时。22日，王再将采访稿送李锐家中，李亲笔审核改定。

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组占据了整两个版面的报道，事实上由三篇稿子构成，第一篇是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摘要》，第二篇是王永治撰写的通讯：《李锐给中央常委的建议得到正面回应》；第三篇才是王永治的专访：《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此外，配发了一副由特约摄影记者张宏江拍摄的照片：暮色苍茫中，时年86岁的李锐侧身站在自家阳台上，微笑面对自己的一座半身雕塑。

这组报道的版面编辑是肖欣欣（现21世纪经济报道时政编辑），肖的父亲萧蔚彬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济》杂志主编，该杂志由任仲夷、吴南生等党内开明前辈任顾问，彼时以作风激进敢讲真话著称。王永治回忆，当时报社催得急，李锐的电话还是由肖欣欣帮助找到的，

据王的回忆，其实这组报道他本人的初稿和经编辑改定、连清川和李戎定版的拟见报标题，原是《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分管社委江艺平认为内容已经很敏感，标题应该平衡一下，就改成后来见报版的《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

坊间分析，这组报道最为要害的是李锐在访谈中提到了邓小平的错误，而此举可能是21世纪环球报道试图对胡温新政时局做一次底线测试。

据该组报道见报版，这个地方主要在其中第三篇稿子的第二部分，小标题为“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在回答记者问题“小平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时，李锐围绕邓小平在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上的习惯做法，如赞同李光耀的权威主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特别是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等，得出结论：“为什么那篇文章束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

李锐进一步指出，“我十五大就做过一篇长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王回忆，他自己就没指望能全文发表，部分尖锐内容本来编辑也已经删掉……（此处略掉数十字）……大家对时局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乐观……（此处亦略掉数十字）……
王永治认为，这种乐观有两个因素支撑，一是李锐意见书毕竟此前已经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而该杂志安然无事，二是其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新晋常委李长春以前是广东省委书记，对南方报业的情况应有相当之了解。

事实上，在得知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消息后，李锐本人亦十分震惊，他曾专为此事两次上书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呼吁复刊。王永治回忆，这两封信都由他代为起草，李锐本人亲自修改，通过组织内部系统的密件传送渠道上达高层。当时高层曾传话给李锐，等萨斯结束五一后即可复刊。

王永治估计，按照组织流程，胡锦涛把这两封信批转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现国务院副总理），“请德江同志处理”。但关于此事张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公开意见出来。停刊后这些运作过程，王都曾汇报给南方报业集团分管领导。

报纸停办近5年后，王永治回忆，替李锐起草这封信时大家觉得复刊希望较大，担心激怒官方，所以这些事都没敢跟报社同事说，他去设在钓鱼台大酒店的21世纪环球报道北京记者站办公室，给李锐打印上书信函时，都很小心地回避同事。

另一个相当隐秘的消息是，在这期报纸见报的当天，时任南方报业集团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方进玉曾接到中南海指令，要求马上送该期报纸进去审看。王永治回忆，其时报摊都已卖光了，方只好到钓鱼台大酒店的记者站去找了两份。

但从中南海审看报纸到停刊指令出来的十天间，广东省委宣传部门没有任何动静。

王永治事后分析，综合各方因素，广东省宣或者南方报业集团自裁的可能性很小，真正的流程应该是在十天后广东省宣接到中宣部停刊整顿指令，因中宣部后来向宣传口传达指示，这篇文章定性“简直是反动”，后来陆续有指令出来，以后不许媒体再采访李锐等老干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

令人感叹的是，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1年后，曾给王永治采访李锐提供过方便的《同舟共进》杂志也被令暂停刊整顿，萧蔚彬被免职。而该杂志肇祸原因，和21世纪环球报道何其相似，盖因2004年第8期杂志发表了《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长篇访谈。这篇访谈由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的关山亲访，主编萧蔚彬特意撰写了题为《答客难》的卷首语，强调提到“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的主要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

李锐访谈之外，后来也被疑为肇祸的另一篇报道《共青团干部集体进入领导层》，其实是一篇非常正面甚至到迹近歌颂的文章，从内文中的肩题《现象符合中国干部选拔趋势，思想敏锐开放普遍背景干净》就可见一斑。这篇报道的作者是韩福东（现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版面编辑是龚维松。

第三篇涉嫌文章，是见习记者刘正采写的政协改革，主题是《专家呼吁政协应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肩题是《政协委员参政资源稀少无法行使监督权，政治改革应先从政协开始》。该期报纸为此还特意在第2版配发了一条社论《人民政协的未来》。
据报社一位主要领导估计，此前一篇关于广东萨斯的报道，也被列入怀疑对象。

另一方面，相应一些稿子的风格也被作为细细解剖的对象。

《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搬到新办公室后，正值上海选出年轻的新市长韩正，而新党主席郁慕明彼时正访问大陆途经上海，上海站记者姜峭峰专访了此人，这篇报道题为《帅哥对帅哥：韩正应会马英九》，这种对两岸新闻的时政化入手民间化消解，角度大胆笔法新颖，其视角至今尚无后来者尝试。

另外一位上海站记者陶峰采写的《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以精致细腻的笔法，成为此后数年间城市拆迁引发的激烈社会矛盾前传。

李戎回忆，停刊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5万份，其业内品牌和影响也已经基本建立。检索这段时期的报纸，专栏作者既有董桥、马家辉、尘翎这样的港台名家，也有刘军宁、庄礼伟、李银河这样的大陆大家。这样的阵容，即便在现在也堪称豪华。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21世纪环球报道，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乐于充当不同观点的交锋平台，比如在美伊战争争议上，既能看到特约评论员余杰、焦国标和王怡秉持的自由主义观点，也有王小东、韩德强、旷新年这样持左派立场的文章。

[五] 还魂

南方报业旗下很多赫赫有名的报刊前身都是汲汲无名的野鸡报刊，无他，旧瓶装新酒，取其刊号而已。执国内经济类报纸牛耳的《21世纪经济报道》前身是《广东价格报》；风靡所谓中产小资的《城市画报》前身是《广东画报》；《21世纪环球报道》的前身是《花鸟世界报》。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前身是什么显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定位。

从南方报业集团整体布局的角度考虑，环球报道的定位应该是做国际新闻，地方媒体以做国际新闻为主攻方向，是欲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天然垄断的国家级恐龙那里抢食，显而易见是条险路。

环球首先打出的旗号是“新闻全球化”，但很快发现在硬件上制约太大，无法满足在恐龙嘴边抢食的初衷。汤山中毒案件的成功操作，使报社意识到既然新闻全球化，国内重大新闻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国际新闻，再进而推理之，中国的时政新闻永远是国际社会关注的国际新闻。如是，环球报道剑走偏锋，突出时政，突出环球视野当中的中国视点——以色列爆炸了，去福建采访受伤的外劳民工家属；中东危机，去义乌采访生意受损的阿拉伯商人，如是推之。

这种操作模式原也使得，最大的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拉近了读者和新闻的距离，远在天边漠不关心的国际新闻一下子成为近在身边必须关注的有效信息。

读者关心则报纸好卖，这个简单的道理有一个更简单的衡量标准：每次只要看摊主把同类型的几份报纸在报亭上如何摆放排列，就知道这期报纸在他和读者心目中的阅读预期。开始时《21世纪环球报道》是被压在《世界新闻报》和《环球时报》下面的，后来渐渐翻转身来变成男上位，把对手们紧紧压在下面。

当时有一句玩笑，南方报业集团里母报《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自然是老祖宗；《南方周末》是儿子；沈灏和刘洲伟都是南周出来的，所以《21世纪经济报道》是儿子办的，辈分当是孙子；《21世纪环球报道》的领导层又主要来自经济报道，辈分最低，非曾孙子莫属；至于《明星周刊》，当然更是灰孙子了。

辈分低当然是劣势，除了在整个报业集团里话语权相对阙如外，出问题时曾孙子和灰孙子也容易被拿来做牺牲品丢卒保车。但对《21世纪环球报道》来说，做曾孙子反而变成一个有利优势，那就是所有人事纷争派系斗争都被报业集团和母报《21世纪经济报道》大体遮蔽住了，从而得以轻身前进。

优势如此明显，问题出在哪里？

天意从来高难问。的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环境从来难以预测，从1998年的小阳春到2003年的小阳春，也很容易让人过于乐观甚至麻痹。

连清川承认，其实在“新义州”和第一次SARS这两篇报道之后，南方报业集团两位主要领导范以锦和杨兴锋就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但“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连认为，听不进去的原因之一是内心的普遍乐观和媒体的激烈竞争形势，“那个时候的号角到处在吹响。《战略与管理》、《南风窗》的尖锐到了我几乎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而我们的兄弟，我曾经的老师《南方周末》在混乱之后的突然发飙，更加让我如坐针毡。”

听不进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急于建功立业，创造成绩，也是“冒进”。

连回忆，“发行量尽管在上升，但是发行总监给我的快乐总是带着一些限制，一个星期三五千份的上涨，不能给我期待奇迹的心任何的安慰。而广告速度的蚂蚁上树，更加催迫得我坐立不安。”

“我以为，我们需要的仍然是一种年轻人所必须要创造的奇迹。如果年轻不创造奇迹，难道我们要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再来享受成功吗？”

连甚至承认，在那个时候，即便有预警，他也未必会愿意踩刹车。“我后来邂逅了一位堪称风云人物的前辈。他在看了李锐报道之后说，如果他能够早就看到这个报道就好了。我开始以为也是，可是我后来想，如果他早就警告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听他的。”

坊间评论，如果有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连的冒进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至少可以避免上一期出来《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这样的猛稿，下一期连着出《给民主党派名副其实的参政空间》这样的评论（作者系刘军宁先生），硬生生的在骆驼背上添上最后一根稻草——使《21世纪环球报道》真正身体力行的“见证”了一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虽然自己一直在做时政，赵静并不完全同意连清川的看法，他认为21世纪环球报道的肇祸之道，是“虽然才9个月多大，但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野心。本来是新闻纸，本来做的就应该是硬新闻、新新闻、客观新闻，却要去中南海探什么脑袋，臧否什么人家的政治文明。毕竟是《南方周末》的小侄子，虽然一直讨厌《南方周末》乱评论不好好做硬新闻，但一旦自己有了20万的发行量，也学习叔叔的样子，玩起了赌博游戏，在人家开自家内部大会的时候在外面下了大注。盘口一开，把自己性命搭上。”

风头正劲的报纸因非市场的原因停刊，是南方报业集团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事件直接导致21报系扩张步伐的骤然放缓（所幸《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步伐稳健一枝独秀），并间接影响到南方报业集团和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合作筹办《东方早报》的进程。

沈灏原本雄心勃勃要办日报，《东方早报》的原中层以上领导多来自南方，传沈灏当时拟任社长，广告词都想好了，谓之“日出东方，大利中华”，其气势其野心可以想见之。这次合作以南方报业全面撤出告终，东早遂苦苦挣扎于上海滩红包+马甲袋新闻的媒体酱缸文化里，至今仍是不死不活景况。

作为南方报业的东征遗产之一，现在《东方早报》的〈大都会〉版块原本就是《21世纪环球报道》改版中的版面规划内容；

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此次停刊，还累及同一刊号的《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中道夭折，这是一份业界公认的最具专业精神也最具成长性的娱乐周报。

赵静感叹“妹妹死得很冤枉，她很动人，大家都喜欢她。因为人民需要八卦，而她的八卦又最优雅而且性感，这样可以让八卦却虚荣的男人女人们可以毫不掩饰地拿起报纸，关心起明星的起居和性戏。”

“她死了之后，她的盗版产品出现了好几个，之前的明星同事们也纷纷到了这些盗版产品中，虽然再也没有像她这么优雅的美少女出现。”

《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南方都市报》继续南方报业集团的“走出去”战略，2003年11月11日，和《光明日报》在异地产下的私生子《新京报》初试啼声，此谓之公然北伐。
除原南都骨干外，这份报纸网罗了一批江湖异人，“负责报道一切”的理念既气势逼人，“新北京新京报”的广告语也口彩不错，程益中的心劲堪比准备创办《东方早报》时的沈灏，只是没有人能想到，3年后他的运气比沈灏还要坏。

“二球”众人风流云散，薪火流传，有的就近搬家，到隔壁《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有的到创办不久的《东方早报》、《外摊画报》和《新京报》（此三者都多少和南方报业有些渊源）扛活；有的则流窜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凤凰周刊》、《纽约时报》北京分社、cctv新闻评论部等地。

2004年春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传播学访问学者的连清川，在一篇名为《只有理想是不死的》文章里，想起原《南方周末》老领导左方和江艺平关于耐心的谆谆教诲，痛彻追忆这份报纸：

“在中国做新闻，最好的种子不是别的，而是耐心和理想。在这样一个经历了黑暗、痛苦和挫败的岁月里，我们可以埋怨、可以痛恨、可以哭泣、可以诅咒、可以消沉、可以买醉、可以游移、可以沦落。可是，惟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埋葬。埋葬代表着结束。我们不是基督，我们在埋葬之后不能够复活；我们不是凤凰，我们燃烧之后不能够再生。我们明白了我们不是天使之后，我们更加要爱护自己的理想。”

彼时在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任研究员的赵静，则宣布准备“高傲的潜伏起来”：“我们准备忘了你了，《21世纪环球报道》，因为你在死之前就已经开始腐败，我们对你的憎恨已经在兴奋和幸福中埋下了种子。我知道是谁杀死了你。是上帝，是上帝为了中国在你骄傲的一瞬间让你突然死亡。你妄想成为《纽约时报》，却不知道《纽约时报》的成长需要至少5年之后的政治环境。既然你这么骄傲，把你杀死变成新新闻的火种，也许是对这片土地更大的贡献。”

“听着，亲爱的，我们都要赶路，5年的路很长，我们要做很多努力，我们不能再思念你们了。我们答应你们，等我们这些《环球》的种子们各自开花长大的时候，我们会给你们在新闻自由史馆建一个牌位。”

2007年7月23日，在赵静所期待的近5年后，这份刊号还是CN44-0005的报纸终于醒过来了，只不过，它的名字，叫《理财周报》。除了刊号，这份借尸还魂的报纸，和《21世纪环球报道》再无任何联系。

犹记公元2003年8月，在距汉口路300号500米外的银树酒家，《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诸人狂呼痛饮，刚刚从厕所窜出来的罗荣一拳将墙壁砸了个碗大的窟窿，已经削发明志的连清川一手端杯，一手乱舞，大家齐声吆喝，狂呼酒令：

“井冈山上红旗飘啊！

反革命分子在磨刀啊！
几把刀啊？
几把刀啊？
久在江湖漂啊！
哪能不挨刀啊？
反革命分子在磨刀啊！
几把刀啊？
几把刀啊？”
（作者系石扉客，现任《南都周刊》主笔，原《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记者，本文原为其2004年撰写的帖子《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2008年修订版）

1990年广东白云机场劫机空难事件解密【视频】

shenyinru — Tue, 29 December 2009 21:25:04 +0800

当年新闻资料：

1990年10月2日廣州白雲機場空難

1990年10月2日，正值北京亞運期間，廣州白雲機場發生嚴重劫機事件，導致空難，兩部飛機相撞。

1990年10月2日，一架波音-737-200型2510号飞机8301航班，于6时57分自厦门飞往广州。在飞行途中，被一名歹徒劫持。

驾驶员在油料不足的情况下，于9时04分在白云机场紧急降落。歹徒对驾驶员施以暴力，致使飞机失控，撞上停在客机坪上的两架飞机后，该机油箱起火爆炸而被烧毁。

经事后统计，波音-737-2510号飞机上有75名乘客遇难，18人受伤，机组7人全部遇难。停机坪上的一架波音-757-2812号飞机上有46名乘客遇难，机组人员安然无恙；停机坪上另一架波音-707-2402号飞机上只有一名机组人员，头部受伤。在这次事故中，总共128人遇难。三架飞机全部报废。